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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行政决定后，应当告知行政管理相对人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这就意味着，倘若吊销意味着主体资格的消灭，那么后续对于罚款及违法所得的缴纳就会伴随着企业主体资格的消灭而难以执行。（一）吊销许可与撤销许可之差异吊销许可证件是指行政相对人因违法从事许可的事项，行政机关依法剥夺其从事被许可事项的权利的一种行政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30万元的，处以30万元以上60万元以下的罚款。从法理而言，吊销行政许可证件与撤销行政许可证件在法律属性、适用情形、适用主体、适用程序和法律效力等方面存在差别。撤销行政许可应具备法定撤销理由且不违反信赖保护原则。如果说，在2003年行政许可法制定之初，或许行政机关基于工作水平以及对程序重要性认知的限制而不会说理或者是不愿意说理，[35]因而不能很好地贯彻这一制度的话，在行政许可法实施近20年的今天，说明理由已经通过各种实践案例被纳入到了正当程序的范畴，[36]在行政行为作出过程中显然必须全面贯彻这一要求。违法生产、批发的药品货值金额不足十万元的，按十万元计算，违法零售的药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按一万元计算。

（一）必须遵循法定程序撤销许可属于行政诉讼法上的行政机关作出的有关行政许可的其他决定，因而是可诉的。被告作出书面撤销决定后，须向原告告知诉权，未告知诉权程序不完整。本文拟以吊销行政许可证件的内涵为起点，针对与其相关的撤销、撤回等概念及其关系展开论述和厘清，进而考察行政许可资格灭失的司法实践。

一些法院还要求撤销行政许可决定的作出既要合法又要合理。行政机关实施检验、检测、检疫的，可以在检验、检测、检疫合格的设备、设施、产品、物品上加贴标签或者加盖检验、检测、检疫印章。在郴州饭垄堆矿业有限公司与国土资源部等国土资源行政复议决定再审案中，有关为何需要以特定的形式来落实说明理由制度，以及法院司法审查的基础与行政行为说明理由的方式与限度问题，最高法院是这样阐释的：因为只有借助书面决定和卷宗记载的理由说明，人民法院才能知晓决定考虑了哪些相关因素以及是否考虑了不相关因素，才能有效地审查和评价决定的合法性。[9]参见前引[5]，许安标主编书，第51页。

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吊销主要针对获得许可后，后续具体行为的违法性情形，撤销则主要是适用于获得许可资格本身是否存在违法事由的情形。尽管相关立法说明没有具体阐述新行政处罚法修正吊销许可规范表述的理由，但基于法常识可以判断，一方面，执照相对许可来说并非法言法语，使用行政许可证件的表述更为严谨。

新行政处罚法中（吊销）许可证件的表述，拓宽了行政许可吊销对象的范围，能够涵盖多种形式的实质性行政许可行为。行政许可法第69条明确列举了撤销许可的适用情形，[16]同时规定了撤销许可的例外情形。但该规范中，如果出现情节严重的情形，对于吊销行政许可是否并处罚款则存在疑问。（五）人民法院依照本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的规定予以解散。

对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的公司，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撤销与吊销都是基于特定的违法事由，由行政主体作出的行政行为。（三）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终止的。如《出版管理条例》第67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一）吊销对象范围的拓展1996年行政处罚法对吊销行政许可这一处罚种类的表述是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由此可见吊销处罚包含对许可证和执照的吊销。[8]袁雪石：《论行政许可名称法定——以放管服改革为背景》，载《财经法学》2017年第3期。

另一方面，若参照市场监督管理领域行政处罚的相关程序，又会导致撤销许可的流程过于繁琐，周期难以预料，进而引发新的监管风险。其中，被动终止有吊销、撤销、撤回，主动终止包括因到期产生的注销等。

吊销与撤销尽管法律效力不同，但在对相对人权益影响程度上却并无二致，二者在法规范层面通常被并行规定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对于与吊销混同适用的撤销是否适用行政处罚法设定的程序、是否适用听证程序，均处于不明确的状态。丁某某等人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撤销登记决定书》及复议决定，并请求对《指导意见》的合法性进行附带审查。一方面，导致信赖利益风险，第三人基于对政府权威的信任默认被许可人符合资质要求，从而与其发生市场交易行为，其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尽管法院在案件中并未直接提及比例原则的字眼，但就其陈述来看，必要、适当及最小损害等观点正是比例原则的内核所在。（三）行政机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证明文件。

行政许可吊销的作出在程序上应当适用听证机制。[24]该案中，法院认为，即便规范上不存在专门针对行政许可的撤销所设定的程序要求，但撤销许可作为行政许可实施的情形之一，应当遵循行政许可法总则部分关于行政许可实施过程中的原则和程序要求，即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以及陈述申辩听取意见等程序规定。

[23]法院在对撤销行政许可行为的审查问题上，实际上秉持着较为严格的实质审查标准。依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撤销行政许可的，被许可人基于行政许可取得的利益不受保护。

正如有学者所言，如何认定行政许可，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最基础性法律问题，当前中国的‘行政许可是个不确定概念，这增加了立法、执法、守法和司法的不确定性……法律规定应该尽量明确，否则，法律实施将演化成无数个再立法的过程……从法律实践与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看，行政许可名称法定是约束行政许可立法行为、推进行政许可法实施，确保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实效的重要路径[8]。从当前的司法实践来看，由于撤销许可对相对人影响较大，因而法院在进行审查时普遍要求其遵循程序要求，对其作出过程进行审查，同时需要考虑当事人的信赖利益，避免撤销许可的作出过于随意。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撤销公司登记法律性质问题的答复意见》（法工委复〔2017〕2号）明确：行政许可法第六章监督检查第六十九条第一款对行政机关违法履行职责而准予行政许可的撤销作了规定，第二款对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撤销作了规定。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吊销药品批准证明文件、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或者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19]参见张家琪：《市场监管领域告知承诺制简易撤销行政许可程序研究》，载《中国市场监管研究》2022年第5期。[14]撤销行政许可适用于行政机关纠正违法实施行政许可的情形，适用前提是行政机关违法作出行政许可决定或者行政相对人违法取得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11]关于没收违法所得的法律性质和适用问题，学界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同样在江都市武坚食品站不服扬州市江都区农业委员会农业行政管理案的讨论中（扬江行初字第0013号判决书），有学者认为，行政许可法第69条第1款第2项撤销的原则是基于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而为行政相对人设立的许可，是纠正自己错误的行政行为。因而与行政许可证件的吊销和撤销存在本质区别。

（二）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解散。因此，注销的功能在于对后续可能产生的违法行为的预防，亦是行政许可完全灭失的必经手续，不属于行政处罚，不具有制裁性。

[28]因此，说明理由并不是，也不能走过场，相对人的陈述申辩，也并非胡搅蛮缠或者强词夺理。如文物保护法第73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非法经营的文物，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根据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吊销的主体并未明确，理论上来说，对该违法事件具有管辖权的行政执法主体应当都具有这一资格，但从相关单行法的规定来看，一般都明确由原发证机关作为吊销权行使主体。友立矿业公司主张即便江山自规局要纠正因其自身过错而致的行为，应当采用对友立矿业公司损害最小的方式进行，江山自规局通过变更即可纠正，无需撤销。

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行政许可存在多种表现形式。一是混淆二者适用要件，具体又分为两种情况。

《浙江省行政程序办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所采取的方式应当必要、适当，并与行政管理目的相适应。但撤销许可作出的程序却缺乏明确规定。

就药品管理法第117条而言，对某种药物许可的吊销仅仅意味着企业对此种特定药品的研发、生产或经营资格的取消，而不涉及其他药物或者是药企本身的生产或营业资质问题。多数情况下，吊销都在相应条款的法律后果部分作为独立的行政处罚出现。